（一）“作家”狂想曲
陈作家，原名陈平，男，四十三岁，职业：中学语文教师。十九岁开始学习文学创作，且沉迷其中，中毒甚深，常年累月让那颗骚动的心蜇伏于方方正正的稿纸格然后装进窄窄的信封在全国各地作免费旅游。二十五岁时，一篇描写洣江河风土人情的散文《老人和船》在《湖南日报_湘江》副刊的“新苗”专栏发表，不久在同一报纸上又发表反映知青大返城后少数留守人员心态的人物特写《远山，有一座小屋》，被株洲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其后，一发不可收，小说诗歌散文，短篇中篇长篇，电影电视，洋洋洒洒，越写越长，却很少再有刊登发表的。时间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人拿文学作敲门砖敲开了政界的大门，步入了升官发财的殿堂。另外一些则利用在文坛政界的名望和关系，下海经商，已早是富甲一方。唯独我们陈作家矢志不移，死死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二分地”广种薄收，有时甚至是颗粒无收。这得归罪于陈作家的性格，有首歌唱得好“什么果实开什么花，什么种子发什么芽”。陈作家性格内向，童年时语讷，碰见熟人害怕打招呼。无论是亲戚长辈抑或是老师，远远望见便绕道而过，实在是绕不过背过身去，如果突然之间狭路相逢逃不掉的话便低着头勾着脑只看着自己的脚尖尖。故得了一个绰号叫“勾脑”。成年后的陈作家受文学的醺陶，性格有点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遇到志趣相投的，他可以和你说上三天三夜，志趣不相投时，他可以三天三夜不说一句话。其实，陈作家有过几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他都没有把握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作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时候曾调到县文化馆工作过。开始，馆里对他还是蛮器重的，尤其是文化馆的馆长，是他亲自把他调来的，他认为他很有才华，有前途，甚至有一点把他作为自己的乘龙快婿来培养的想法。可就是这位馆长又把他调出了文化馆，究其原因就是他不会“做人”。处在陈作家这个年龄，又是这么一种性格，阿谀奉承感恩戴得早请示晚汇报这一套，他根本想都没有想。作为亲自把他调进来的文化馆长自然心寒，加之他是从乡下小学调进城的，一时还不适应机关的坐班制，认为上班也无非是坐在房里看报纸写写稿子——陈作家的职责是文学编辑，主要负责馆里的文学刊物《铁牛潭》的编辑工作，是可以坐在房里办工的——便洗了几次衣服上了几回街，被馆长抓住了把柄。馆长说，你不适应机关工作，还是回乡下教书吧。陈作家就这样收拾行李回乡下去了。
俗语说：“一失足成千古恨”。陈作家这一去就再没回到城，后来也虽有几次机会，但他都没把握好，每次都失之交臂。陈作家离开文化馆后，文学编辑的位置一直空了好几年。平心而论，陈作家在这一位置上还是称职的，文化部门也有要他回去的意思。陈作家却不主动争取，只是忙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纠起几个文学青年组织山城的第一个文学社团——蓓蕾文学社，办了一份名为《蓓蕾》的油印刊物，大有和文化馆分衡抗礼之势。那个时期思想还比较禁锢，加之文学的敢为言之先，因此，在这么个山城小县突然杀出这么一支文艺轻骑兵，一时引起了政府当局的小小恐慌。那年的春节大年初一，几个“热血青年”从几十里外的乡村中学借来了音响，聚在县城一隅付食品加工厂的大礼堂举行晚会，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可是当大家兴致正浓，一辆警车呼啸而来，紧接着跳下几个持枪荷弹的警察说是非法聚会，气势汹汹地勒令当即解散，还当场扣押了全套音响设备。“热血青年”们义愤填膺，当夜冒着凛冽的寒风，跑到县政府请愿。后来，还是由政府出面，公安文化教育三家调停，才将这场风波平息下来。接下来，有人提出“招安”，可陈作家又一次错失良机，结果是陈作家又作了一回《铁牛潭》的特邀编辑，将“蓓蕾”文学社的全体社员的作品全部搬了上去，变成了铅字，而文化馆文学编辑的宝座却旁落在一位派出所户籍管理员手里。此人后来果然成了文化馆馆长的女婿，几年奋斗下来又考上了文学系的研究生，夫妻双调进了首都师范大学。
此后，陈作家又为进教育局苦苦奋斗了八年。
“八年了——，别提他……”
如今，陈作家一说起这件事就感慨万端。
陈作家自我调侃地说：“八年了，咱中国人连小日本都有打垮了，可我辈无用之人连个县教育局的小小门槛都迈不进。”
教育局办公室要个写材料的，这是事实；陈作家能写材料会写材料也是事实，局长办公室主任曾多次想调陈作家并对他进行过考察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事实归事实，现实是现实，现实虽然有时可能就是事实，但事实则有可能永远无法成为现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用事实说话”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句空话。象这种人事调动都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而行与不行的标准关键在于你能不能为我所用，在于你对我孝敬多少，说白了就在于你送给了主管这项工作的实权派领导多少“米米”。在这一点上，陈作家洽洽如一懵懂儿童，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有一两滴墨水的一茬又一茬进了教育局的大门，在原本属于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一阵，镀了一层金后立即被上级部门要走，然后加官进爵。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了，原来文学社的“热血青年”为奔各自的前程也作鸟兽散。大伙捞钱的捞钱抓官的抓官：捞钱的至少是个百八十万，抓官的最低也是个鸡巴毛校长，官职不大，但头上有一方自己的天，手下有一般可吆三喝四任意差遣的“狐朋狗友”，更令人羡慕的是手里头有一支可以支配学校经费开支的笔。
陈作家也心动了，“东效西颦”，开始与刚文化局调来新局长套近乎，其时正逢局长乔迁新居和嫁女，其时陈作家洽洽有一套酒桌出租。
陈作家连着在局长家帮衬了几回，自己家的酒桌免费提贡给局长服务不作数，还自己掏腰包租了几十套酒桌送给局长，终于取得了在局长家进出坐坐的资格。随后，陈作家又送过几回土特产，局长或局长夫人都是照收不误。陈作家以为火候到了，用信封装了一千块人民币揣在怀里如揣了一枚二十磅的炸弹，神色慌张地跑到局长家，却“该出手时”出不了手。
局长见他精神异常，忙问他：“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陈作家连连说：“没……没什么事……”一转身飞也似地逃了出来，那装钱的信封在衣袋里捏成了一团。
从此，陈作家便决然了断他的仕途梦，死心塌地回到自己的“一亩二份”责任田，挥汗如雨。
有好几次，差一点点就掘出金子来了，然而最终却是肥皂泡一样的一个幻影。
那时节手机还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学校就一部电话，校园里时常听见“陈作家，电话！”的高叫声。
陈作家便气喘嘘嘘地奔跑于教学楼——办公室或宿舍——办公室之间。
那些电话大都是长途，全都是出版社电视台电影制片厂或影视制片商打来的。因为，此时陈作家有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和两部二十集一部二十四集电视台连续剧在全国各大城市飞来飞去。那些编辑导演制片几乎隔三岔五的都要打电话来问问剧本的修改和拍摄事宜。
终于有一天，一位自称是国家级的女导演带着她的美工和制片跑到了这座湘东小县找到了我们陈作家，和陈作家签订了第一份书面协议，并通过政府部门要了一辆车到剧本描写的现场看了看，且当即和美工商量了摄影棚的搭建如何如何。接着又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制片商“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个边壤小县，把我们陈作家请到市里的高级宾馆，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其目的就是要我们陈作家和他们签署一份全权委托他们拍摄出版发行其影视作品的委托书，并开价了一份对于陈作家来说几乎天文数字的稿筹。那制片商是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同来的还有一位目光炯铄鹤发童颜的老者，无疑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文化掮客。他对我们陈作家又是采访又是拍照，说要拿到北京去炒作。他说，他们老总（那个年轻人）的父亲在江泽民办公室工作，陈作家的本子到了他们公司等于是到了保险柜里，保证能拍出好片子来。
陈作家当即云里雾里，飘飘然不知吹向哪里。
看来“皇天不负苦心人”，耕耘了，必定会有收获。
接下的日子是一场漫长的等待，是苦是乐我们不难想象。可一年年过去了，那些导演制片商全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有时一个电话打过去竟找不到这么个人。陈作家如同作了一个梦，梦中捡了一大堆的票子，醒来时一个子儿也没有，心中空落落里，很不是滋味。他真想砸了手中这支笔，从此不再动写作的念头。可自己一生的追求，要突然放异又有点割舍不下……
陈作家别无选择，便安下心来教了几年书，不久就有一篇的论文在全国有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可墙内开花，墙外香，陈作家的教研活动始终没引起当地教育部门的重视。怀才不遇的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心理学的研究上，便一下子买了近千元的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陈作家有很高的天份，加之搞了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对人颇有研究，尤其是对婚姻爱情方面，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也曾帮过不少人作过婚恋方面的顾问，效果还真的不错。于是他便突发其想，为什么不搞个“婚恋心理咨询所”，这样不仅可以帮助一些在婚姻恋爱问题上迷惘男男女女，关键是能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
转念又想不行，我们这么个小县城，经济不发达，观念落后，我打出这样一块招牌，谁敢进门，得换一个说法。
陈作家真不愧为伟大的幻想家，苦思了一夜，“家庭幸福俱乐部”便出笼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构想，首先这面旗帜鲜艳，冠冕堂皇，来俱乐部的人不用遮遮盖盖，已婚的未婚的都可以来。其次，在这里可以借文化家庭来搭台，唱经济之大戏；再假以时下流行的传销为管理模式，发展会员，可以迅速膨胀，甚至在全国各地建立连锁机构。到那时的话，还可以办一份报或杂志，在电视台搞一个“家庭频道”，这样就能迅速做大做强。
一想到这里，陈作家热血沸腾，一改以往内向语讷的习惯，四处游说，侃侃而谈，只要碰见人就向大家灌输“家庭幸福俱乐部”的理念。
在陈作家的描述中，“家庭幸福俱乐部”真可谓人间天堂，它远远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要美……
很快到了暑假，因为不要上课，陈作家便可以集中精力专心至志地游说。
他冒着炎炎烈日，走家穿户，进机关，去店铺，经过了几个月的辛勤游说，终于找到了几个“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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